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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缘起：追踪非典的传播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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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河源小镇：源头没有定论 我亲爱的兄弟，我宁愿自己从来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或至少让我在这一可怕的瘟疫来临之前死去。我们的后世子孙会相信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这一切吗？没有天庭的闪电，或是地狱的烈火，没有战争或者任何可见的杀戮，但人们在迅速地死亡……但愿我们的后代不会被赠予同样的命运…… ———当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黑死病在欧洲各地肆虐的时候，意大利著名诗人、学者彼特拉克写信给他居住在蒙纽斯修道院的弟弟，他的弟弟也是那所修道院35个修士中惟一一个瘟疫的幸存者。 非典型性肺炎在中国的扩展有着太多的谜团。 钟南山院士在电视上特别提出，感染非典的中国大陆病人有96％并无明确的接触史。也就是说在国内感染非典的病人，不像其它国家和地区，如香港、新加坡那样可以找到传染链。患者与患者之间并没有经过密切接触，而且主要来自广东与北京两个地区。 那么，非典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从非典出现之日起，人们就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 3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研究后确认，非典的源头是广东省的佛山和河源。但是，河源市迅速反驳，第一个发现病例后上报不等于就是源头。 确切地说，大约在2002年11月中旬，最早的非典病例在广东佛山、河源、中山、江门、深圳、肇庆等城市扩散。 河源市位于粤东北，辖源城区和东源、龙川、紫金、和平、连平等五县一区，距广州198公里，本是一个安宁平静的小市。 36岁的黄杏初是河源市紫金县柏埔镇人，是一个厨师，本来在深圳一家酒楼的操作间里平静地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 可是，到了2002年底，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 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黄杏初是中国内地第一例非典型肺炎的报告病例。按河源疾控中心副主任傅爱锋的说法，此前可能也有，但那时并未有非典这一说法，大家并未注意。 2003年5月上旬，一篇名为《首例非典患者失踪之谜》的文章在国内媒体与网络竞相转载，文章称国内首例非典病毒感染者黄杏初失踪了。 不久，媒体遍寻不着的黄杏初通过电话与南方某媒体记者进行了短暂的交流。黄杏初说，他知道很多人包括媒体都在找他，但他并未失踪，而是不愿主动接受采访。由于自己被称为非典患者，这使他害怕因为媒体的曝光而使自己及家人受到社会的歧视。而且，他一直怀疑自己非典患者的身份。 据了解，5月15日傍晚，黄杏初在亲属的陪伴下，从深圳来到河源市某酒店与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防治研究所流行病调查小组人员见了面，并进行了身体复查。 黄杏初与这场世纪瘟疫产生联系是从2002年12月10日左右开始的。那天，黄杏初突然发低烧、咳嗽，大家都以为他感冒了，便让他去了酒楼附近的小诊所开了些药吃，之后继续在厨房掌厨。 根据黄杏初的陈述，他曾到深圳福田区的一家医院门诊部求治，但病情没有好转，由于担心无力承担深圳高昂的医疗费用，两天后黄选择回到河源市紫金县的家中。 此后，黄杏初在柏埔卫生院住了两天，因为病情加重，去了河源市医院，随后又被送到广州军区总医院。 河源市柏埔卫生院的刁少强医生给黄杏初前后看过两次病。他说，黄杏初是2002年12月初从深圳回到家的，当时发高烧40多度，脸部、颈部充血，全身酸痛。经诊断认为是重感冒，给他开了退烧药、感冒药，还给他打了针。第二天，黄又出现呕吐、干咳症状。由于不见好转，卫生院向他家里人建议，到河源医院去诊治。 刁医生说，他一直以为黄杏初的病是发高烧、感冒，后来了解到他患的是非典时，自己也很后怕。但奇怪的是，自己虽然和黄杏初有近距离接触，却没被感染。而且，不仅仅是刁医生，黄杏初的家人、同村人也没有一个被感染的。 2002年12月15日，黄杏初由其家人送至河源市人民医院求治。12月16日，另一位名叫郭仁程的40出头的河源市区无固定职业者，也到河源市人民医院求治。两人的病情非常相似，根据郭的自述，此前他在深圳与广州两地都呆过。 河源市人民医院的医生面对这两个病人一时不知如何处理：症状相同，咳嗽，头痛，发烧不退，肺部出现阴影，施用抗生素没有效果。更为奇怪的是，不同于医学界所见到过的发烧症状，两个病人的白血球都没有上升。
12月17日，黄杏初病情继续恶化，被迫转院，在主治医师叶均强的护送下，黄被转到广州陆军总医院。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欧阳燕医生透露：黄在去年（2002年）的12月17日左右由河源市转来，当时情况很不妙，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大约在今年（2003年）的1月20日左右出院。出院后曾在2月份和4月份先后两次来医院复查，均显示正常。
12月22日，郭仁程病情也出现恶化，由叶均强护送到广州呼吸病研究所。 元旦刚过，今年67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像往常一样，来到ICU查房。作为中国呼吸病研究领域的泰斗级人物，这属于他经常要做的临床功课。在10号病床，他看到了那名已经生命垂危的河源病人———郭仁程。 那一天，钟南山突然发现，自己终生孜孜探究的领域，又出现了他前所未见的东西———平常的肺部如同一只橡皮球，有气进来就鼓起来，气出来了就瘪下去。然而，眼前郭仁程的这只肺，坚硬结实，仿佛一块塑料，吹也吹不胀，缩也缩不扁。 很快，钟南山又获悉了一个更令他诧异的消息：和这名病人有过接触的8个人都被感染了，其中还有5名医务人员，我当时就感觉到这个病非同一般。 然而，在送走病人后的河源市人民医院，故事才真正开始。 12月23日，河源市人民医院内一区护士游丽成为第一位感染非典的医护人员。开始，她认为自己仅仅是得了一次普通感冒，因此请假回家休息，但此后证明是因接触病人而感染上了非典。为此，游丽不得不打掉腹中四个月的胎儿，这个小生命成为了非典的第一个牺牲品。
到了12月28日，河源市人民医院内一区有5名医护人员发烧，并且都请假回家休息。
我去查房时感觉不对。副院长殷汉华说，一下子这么多的医护人员请假，内一区的护士班都排不过来。我想起来这些人都跟两个病因不明的患者有过接触。我们马上把这些医护人员都叫回来，一拍片，所有人的肺部都出现阴影。此后，又有来自门诊与药房的医护人员出现同类的症状。 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河源市人民医院9名医护人员都出现了相同的病症。 2003年1月1日傍晚，河源市卫生局长杨友观接到了河源市人民医院院长欧阳毅的汇报。欧阳毅向卫生局长求救，表示河源人民医院情况相当紧急。 杨友观听后感觉情况相当不妙。当晚，广东省卫生厅王自琼与冯鎏祥两位副厅长接到了杨友观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电话。随后，杨友观又向河源市市长黄煜祯做了汇报。 与此同时，由于多位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消息在河源市民中间开始流传，河源市民开始恐慌，出现了抢购药品的行为。 1月2日傍晚6时整，由广东省卫生厅组织的专家会诊小组抵达河源市。这次专家组会诊持续到深夜1点钟，并形成SARS病症被定义的第一份重要报告———广东省卫生厅赴河源会诊调查专家组工作报告。 这份报告认为河源市人民医院内一区医务人员所出现的病症，是一起病因未明的局部爆发的传染病，考虑为非典型病原体所致。报告指出，所有的病人共同表现为发热、咳嗽、肺部片状模糊阴影和血象白细胞计数无明显升高。 其实，非典向人类的进攻已经开始。早在2002年的11月16日，广东佛山就出现了一例后来被认定为非典的病例。 佛山庞先生是农村村委会的干部，发病确切时间是2002年11月16日晚，第一次住院时间是11月20日，后转院时间是11月25日，病愈出院是2003年1月8日。目前，他是时间上可追溯的第一例中国非典患者。 中篇：粤港遭袭：疫情进入都市
河源报告出来后，似乎一切都开始平息了。然而，喧嚣又在广东另一个城市中山市出现，在河源事件发生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中山市的医院也出现了类似的医务人员被感染的现象。 2003年1月20日，广东中山市三家医院先后收治共有15例病因不明但病症相同的病人，但这三家医院却一共有13个医务人员被感染发病，中山事件震惊了广东医学界。 1月21日，广东省卫生厅组织专家到达中山会诊，这次会诊涉及所有在河源人民医院及中山市所发生的相同病例。 在此次会诊中，其中一位专家想起早在2002年11月中旬，其本人在广东佛山市的一例病症会诊中，就曾发现有同样病症的患者，但是并没有引发传染，因此没有引起注意。这次中山会诊，专家们将该病症诊断为非典型肺炎，并注明病因未明，病毒感染可能性大。 此后的几天里，由于中山医院与河源医院将重症病患者转到广州市几家医院，广州市区医院内的医务人员感染发病的例子也越来越多。
2003年1月31日，马年除夕。这天中午，已经连续5天咳嗽、发热的周作芬突然咳嗽加剧，呼吸急促。原本倚着身强体壮不怕生病的他，这时也顾不上享受一家团圆之乐，来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这家广州最早的西医医院位于沿江路，是离周作芬家最近的一家大医院。 周作芬首先来到放射科拍X光胸片。胸片显示，他的双肺布满斑片状阴影，已经发生广泛的肺炎，于是他被介绍到呼吸科住院，入住岭南楼12楼病房。 当时，没人想到这名44岁的强壮男人，患的竟是后来人们谈之色变的非典，更没人想到，他身上携带着传染性极强的病毒。直到当天晚上医院接到紧急通知，称广州市出现一种特殊的肺炎，他们这才意识到当时血氧饱和度仅为68％、病情危重的周作芬患的正是这种怪病。
2月1日，大年初一。根据广东省卫生厅的指示，周作芬在上午11时许从中山二院转至中山三院。 周作芬在中山二院只停留了24小时。4天之后，所有接触过他的医务人员，包括放射科主任、副主任，呼吸科医生、护士、实习医生、护理员、配餐员，担架工人、救护车司机，共30余人相继患上非典。其中救护车司机范信德病情最重，于2月23日抢救无效身亡。 周作芬被转至中山三院后，又感染了20多名医务人员，他的岳父、岳母、妻子、儿子等21名亲属也相继病倒。随后，他被送到第八人民医院，依然有医务人员因此病倒。传染性如此惊人，大家私下称周作芬为毒王，这个称号后来还被媒体引用，并引发了一场争议。 3月3日，周作芬病愈出院的一天。当办完出院手续，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周作芬突然跪在地上，跪在医生面前，感谢医院的救命之恩，良久才站起来。 出院后，周作芬依然在经营他的海鲜生意，只不过换了个档口。对于那段经历，他讳莫如深，不少媒体的记者多次守候，依然未能采访到他。 1月31日，除夕之夜。广州市卫生局指定非典型肺炎病人收治医院的紧急通知改变了很多人的过年计划。 晚上7时开始，广州中山三院收到转来的3名患者，其中包括一名10岁的广州男童。当晚，病情严重的10岁男童不治身亡。
2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广东省非典型肺炎的发病进入高峰期，发病率从每天不到10例迅速上升到4050例。 2003年2月，羊年春节，广东省会———羊城广州和中国其它城市一样，沉浸在一派节日的喜气和祥和中。 谁都没有想到，节后的第一天，平静就被打破了。
2月8日，一条消息借着手机短信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广州传播：春节期间，从中山等地传入广州一种怪病，该病潜伏期极短，一天发病，很快发展为呼吸衰竭，当天死亡，无药可治。目前，已有多人死亡，不少医务人员也受到了感染。 根据广州移动的统计，仅8日一天，短信流量就达到了4000万条，9日4100万条，10日4500万条。短信的发送多在亲朋好友之间，而节后单位恢复正常上班，更加速了信息在各个群体间的传播。 9日开始，有关熏白醋、喝板蓝根能预防怪病的传言兴起，市面上已现抢购端倪。 10日，抢购风达到高潮。平时一大包10元以下的板蓝根一下子飙升到三四十元，白醋价格也节节攀升，从10元至80元、100元。就在当日，有摄影记者竟拍到了白醋1000元一瓶的历史照片。 2月11日，广东官方正式面见媒体公布真相，承认广东当时已发现305例非典型肺炎病人并有5例死亡。
报纸很快印发了这条消息，这也是非典型肺炎这个后来掀起滔天大浪的名词首次见诸报端。 2月13日，广东省卫生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疫情。自此，非典开始成为人们生活的焦点。 众所周知，香港和广东比邻，粤港两地每天有30万人次往来。香港，于是不可避免地成了瘟疫的下一个目标。 3月10日，香港最大的两家电视机构———无线和亚视，同时播报一条消息：位于沙田的威尔斯亲王医院透露，在过去的几天内，有10多名医护人员出现发烧及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并发现该病具有传染性。 形势的发展急转直下，至3月13日，全港患非典的医务人员增至115人。3月20日，非典走进社区，有5名年龄在215岁的儿童被证实染病。此后，非典迅速闯入办公楼、学校、公共场所，最高峰日增病例60例以上。就连香港医管局局长何兆炜也难逃此劫，因病入院。 素以动感之都为旅游卖点的香港，一下子变得安静起来。铜锣湾———港岛人流最多、商业最繁忙的地带，如今也是冷冷清清。所有人都躲在家中，尽量减少出门机会。 据卫生局下属的卫生署3月19日公布的结果，香港非典的源头，是2月12日～3月2日期间曾入住或探访九龙京华酒店同一楼层的7个人。这7个人中，3人来自新加坡，2人为加拿大人，1人来自内地，1人是本港居民。 2月12日那天，九龙京华国际酒店9层来了一位住客，他叫刘剑伦，今年64岁，是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此前，作为专家，他在广州曾接触过200个以上的非典患者。刘教授这次来香港是为了参加亲戚婚礼，但在入住京华酒店后的第二天，他就因病情恶化被送入院，3月上旬在广州去世。
曾与刘剑伦同乘电梯的新加坡人和加拿大人，也在回到各自国家后相继发病。 这些，是香港卫生署宣布的肺炎个案源头发现，但并未被宣布为最后调查结果。内地的医学界也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不排除香港疫情有多个传播源的可能。5月2日，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指出今年3月上旬非典于威尔斯亲王医院爆发时，已最少有3个病毒源头同时存在本港。换句话说，刘剑伦教授并不是非典型肺炎在香港爆发的惟一源头。 3月初，疫情首先在威尔斯亲王医院集中爆发。 与京华酒店有关的7位病人之一入住了威尔斯亲王医院，因病症特别，被选成三年级医科生临床考试的题目，于是，多名监考老师及10多名医科生中招。之后，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受到感染。 3月11日，卫生署公告，十分关注威尔斯亲王医院有员工出现发烧及上呼吸道感染病征的事件，并着手调查。卫生署于次日称，50名医务人员接受检查，其中23人出现发烧症状。 3月27日清晨6时，九龙湾淘大花园E座的居民从睡梦中醒来，正打算去喝早茶然后返工，但他们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出不去了。由于至当日已有213名淘大花园居民被怀疑患有非典，其中107人是E座居民，E座被港府实行了隔离令，任何人均不得离开或进入。 4月1日傍晚，700多名淘大居民被撤出，坐着政府提供的小巴，仓皇来到位于西贡和鲤鱼门的两处度假村暂住。短短半个月，昔日繁华的淘大商场几无顾客，淘大花园几成空城。 几天后，一地产商在电视清谈节目中讲到，或许以后建楼都会像跳过第4层一样，避开以E座命名。
流行病曲线图显示，3月23～26日香港非典感染增加人数达到最高峰，其中大部分的病人来自淘大花园。最后的统计数字显示，淘大花园共约有321人感染，一时间，淘大花园几乎成了疫症代名词。 据卫生署调查，威尔斯亲王医院的一位患肾病的病人，其兄弟居住在淘大花园E座，该病人曾去过淘大花园4次。 4月17日，淘大花园事件的调查结果初步公布：一是污水渠是传播病毒的元凶；二是环境污染进一步扩散病毒；三是与染病者密切接触扩大染病范围；四是空气、食水及尘埃并没有传播病毒。 5月4日，香港建筑学家又公布了淘大花园事件最新研究成果。研究报告指出，由于淘大花园E座和F座之间的狭窄距离，加上吹东南偏东风，导致两座楼宇之间产生大约每秒3至5米的快速气流，并急速地掠过E、F座之间，形成了一堵风墙造成风闸效应，由此无形地封拦了E座7号和8号室之间仅阔1米半的天井，使到天井内空气的横向流动非常缓慢。这样，排放至天井中的微细水珠如果含有病毒，便会徘徊不散，只能上下流动，增加了进入其它楼层的机会。 下篇：北京失守：非典袭击首都 3月5日上午，全军最著名的传染病医院———302医院，突然接到兄弟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的紧急电话，称此前一天来该院急诊室观察的山西三患者病情怪异，怀疑是非典，需要转到302医院医治。 山西患者即年仅27岁的山西女商人于某、于某父亲和母亲，于某后来被确认为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 于某是常年在太原一家商场包租柜台做珠宝买卖的女商人。2月下旬，她在广东进货时，发烧胸闷。当时于某没有在意自己的病情，回太原后与家人相处一起。但不幸的是，与她密切接触的家人相继倒下。 3月8日，于某的弟弟、弟媳妇、丈夫等另外5人也同时住进了302医院。 一场灾难降临到北京白衣战士头上。 最先倒下的是302医院传染病一科主任赵敏。3月11日，刚从抢救病房出来的传染病一科主任赵敏，出现高热，伴头痛和全身酸痛，拍片、血象检查：白细胞不高，胸片异常———证实已感染了非典。 据调查，在收治北京第一例SARS病人期间，302医院前后包括丁幼红、李林青、谢小健、张瑞新、李媛和许红新等护士在内共15位工作人员被感染。 此后一个月之内，302医院传染病SARS一病区、二病区的40余名医护人员中，有30多位感染或疑似感染。 调查得知，301医院在最先收治山西于某进入急诊室观察时，有数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出现症状时间在302医护人员之后。 此后，将于某转到302医院不久，301医院肝外科也收治了一位肝胆病人，入院后表现出SARS的症状，转到解放军309医院后不治身亡。301医院肝胆病房有两位医生、三位护士也被传染此病，肝胆病房一度被迫关闭。 302医院的情景，在北京其它医院陆续上演。 3月15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急诊科收治了一疑似患者。该名李姓患者年过70岁，从香港探亲回家。后来，李姓患者被称为北京毒王。 由于最初并不清楚SARS病情，医院没有采取相应严格措施，结果造成该院大量医护人员感染。 随着其他SARS患者不断涌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至4月23日医护人员感染人数达到80个。4月24日，整个医院被隔离。5月13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丁秀兰不幸殉职。 3月17日，李某被转至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结果在该院又造成大面积污染。一周之内，东直门医院包括急诊科主任刘清泉在内的11位参与过救治的医护人员，全部感染SARS，其中急诊科医生段力军和一名护士不幸殉职。李某因年事已高，病情过于严重，也在3月20日不治身亡。 3月下旬，东直门医院和北大附属人民医院部分受感染的医护人员，转到北京地坛医院治疗，造成那里的医护人员也被感染。截至5月12日，北京地坛医院，有5位医护人员感染。 北京佑安医院医护人员的感染，则与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相关。 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罗怡回忆，3月12日，他们接到租住在北京市东郊的大黄庄一位50多岁的山西患者急救电话，他们就紧急把该患者送到北京佑安医院。此人就是到北京为于某四处张罗医院的亲戚。后来，佑安医院至少有12名医护人员遭感染。 感染源开始向外扩展。 4月上旬，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退休教授曹某在北大附属人民医院看病，随后感染。在北大附属人民医院看完病后，曹教授又到北大附属第三医院求治，同样由于缺乏对非典病症的了解，被误诊为普通高烧者，又造成该院部分医务人员感染。 4月6日，国际劳工组织技能开发司司长派克·阿罗因患非典经抢救无效在北京去世。 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一带一度成为人们谈虎色变的区域。在这里的中央财经大学及与其一路之隔的北方交通大学，在4月下旬双双成为非典重灾区。于是，两校成为北京非典早期情况的缩影。 从4月9日出现第一例非典病人开始，中央财经大学西塔楼的近40户人家共90多位居民陷入了一场噩梦。 中央财经大学的疫情源于前面提到的退休教授曹某。曹某去人民医院看完病后，回家不久便出现发热症状。4月8日，家人将他送到北大第三医院急救，10个小时之后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曹教授症状很像非典。经过北医三院向北京市有关部门请示，患者最终未被确诊为非典。死亡诊断书上写着：呼吸衰竭、肺炎。 疫情比想象中来得更快。在曹家，已故教授的妻子住院之后，其儿子、儿媳、孙子、女儿、女婿、外孙6人先后发烧入院；在曹教授儿子工作的中财后勤集团，6位员工相继病倒；而曹家所住的中财西塔楼，住户中十几人纷纷中招。 到4月28日为止，仅包括曹教授在内的中财教工有19例确诊和疑似病人，其中两人死亡。此外，还有包括曹教授妻子在内的一批相关家属染恙，一位小区电梯工也未能幸免。 中财出事情的时候，我们还在隔岸观火呢！觉得SARS是离我们很远的东西。北方交通大学的学生王某说：可是没想到，它就发生在我身边。 4月17日，北方交大在紧张地寻找可能的非典患者，事情源自北京海淀树人学校的英语教师丹尼尔。 35岁的丹尼尔与未婚妻租住在北方交通大学东校区单身教工宿舍楼507号房间。4月11日至14日，丹尼尔因高烧不退、干咳一直在积水潭医院输液就诊。虽然未确诊患有非典，但积水潭医院医生按照北京市卫生局有关规定，要求丹尼尔到协和医院就诊。丹尼尔拒绝了医生的要求并溜走。 4月15日下午17点10分，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指挥中心给北下关附近地区医院和保卫部门发了传真，要求见到病人后马上隔离。北方交通大学在接到传真后，学校后勤集团保安查实丹尼尔与未婚妻仍在507房间内，要求他们在房间等待不要出门，并立即进行监管。 21点50分，北京市疾控中心将丹尼尔与未婚妻带走。23点，海淀区卫生局防疫站派来专人指导学校医院进行消毒，并要求对丹尼尔居住的教工单身宿舍楼的居住人员观察两周，但不限制居住人员活动。 4月17日晚11点半，北方交大计算机学院一位住在交大嘉园B座15层男性学生孙某，因为发高烧被送到学校医院进行检查。孙某是2002级的学生，4月1日在军训时得了感冒，之后多次到医院治疗。 由于符合非典四大病征，孙某连夜被送往北京市人民医院，经确诊后迅速被转往专门收治非典患者的北京市温泉胸科医院进行治疗。此时已是4月18日凌晨2点多。 4月18日，与孙某同宿舍和隔壁宿舍的学生开始出现集体发热现象。 到4月19日，病情开始蔓延，该楼12层一个宿舍出现发烧症状。这是电子学院的学生，与孙某并没有密切接触。北方交大新闻中心主任王想平介绍说：我们后来分析，可能是电梯交叉感染。因为大家共用一部电梯。 经北方交大非典预防办公室统计，从4月16日至19日，学校共出现发热症状31人，其中送出医院治疗13人，校医院治疗观察18人，重点监测观察85人。 4月20日，北方交大内大量出现低烧患者，疑似病例急增。计算中心一位青年教师被确诊送入西苑医院。 就在北方交大的学生出现集体发热现象的时候，4月18日中午，北京朝阳区田村小学三年级学生龙某因身感不适，从学校回到家里，妈妈徐某为他测体温，高烧38．1℃。母子俩是2002年暑假才由家乡湖南鄂县来到北京的，父亲在京闯荡多年，靠推销刀片维持一家生计。 虽然10岁的龙某身体一向不错，但谨慎的母亲依然决定带其去离家不远的航天部721医院看病。经过诊断，医生认为病情并不严重，开了些普通的止咳和感冒药，就让徐氏母子回家了。 当天晚上，孩子发烧到41℃。 4月19日是周六，对北京并不熟悉的一家人以为医院没有门诊，只在小区内的一个小诊所给孩子打了两天点滴。 到了周一，孩子还未退烧，母亲又带他去航天部721医院看病。虽然拍了X光片，且肺部隐约有阴影，但医生只开了些消炎的针剂。 打过两针后，孩子的体温仍维持在38℃以上，且咳得越发厉害。23日只好再去到721医院，一个张姓老医生听到楼道里孩子的干咳声，凭直觉认为非常严重，简单检查了一下心肺的状况后，就让其立刻去拍X光片———对比前次，肺部阴影明显扩大了。 这时，开始有医生怀疑孩子所患的并非是普通感冒，而是非典———两天前，北京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将北京市的非典病人数量由37人调为339人———于是，有人建议母子俩去永定路的中西医结合医院，据说那里可以对非典进行确诊。 但是，中西医结合医院以次日（24日）方开始接收非典病人为理由，拒绝对孩子进行查体。母子俩回到721医院，又被推荐到402医院。402医院听了徐某介绍的病情，又让其去解放军301医院。 下午4点，辗转到解放军301医院不久，孩子即被确定为非典疑似病例。靠一辆自行车带儿子奔波一天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当即全身抽搐倒在地上，一个多小时后才缓过来。 当晚11点，龙某被转到解放军309医院。4月24日，他所在的小学停课，他家所在的小区也对与龙家有接触的5家8口人进行隔离。所幸，并未有人连锁感染。 至今，医院和龙家都没有找到孩子感染非典的原因：其学校在4月10日前即开始防治宣传，并采取了相关措施。而因为一家人是外地来北京打工的，也并无太多活动范围。 …… 从4月中下旬开始，本应是春意盎然的首善之区北京，面临着一个从未有过的严峻时刻。4月5日，在香港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一位来自北京的获奖者还在祝香港平安，他做梦也没有料到，短短10多天后，香港的一幕就在北京重演了。 封城的谣言在悄悄流传；抢购潮也开始了，幸而很快得到平息；所有的娱乐场所停业，娱乐演出停止；餐馆纷纷歇业，坚持开张的也是服务员比顾客还多；许多单位开始放假，人们尽量减少外出，到处弥漫着中药和消毒剂的味道；中小学校开始停课放假；公交车上乘客屈指可数，平常一步一挪拥挤的街道上甚至可以飚车，只有救护车的声音不绝于耳…… 2003年的五一假期，将永远烙印在北京人的记忆中。5月2日晚上8点，望着几乎没有什么车辆行人的街道，一个北京人感叹：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天北京会变成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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