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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京钟南山”郑培德面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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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了，心态还像年轻人 记者：郑教授您好，采访您，我们是否需要戴口罩？ 郑教授（笑了笑）：随便你啊！ 记者：郑教授，您是何时接到通知邀请您加入南京市非典防治专家组的呢？ 郑教授：我是3月28日接到通知要求我参加非典防治专家组的。 记者：当时您还在鼓楼医院呼吸内科工作吗？ 郑教授：我当时已经从鼓楼医院退休了，反聘在医院继续工作。 记者：您接到通知的时候，是否已经了解非典型肺炎这个传染病了？知道这个病毒的危害吗？当时心情如何？ 郑教授：当时我已经通过媒体了解到了“非典”这个呼吸道传染病的严重性，而且本身也是呼吸科的大夫，对它就更为关注了。危害性也是很清楚的。接到通知时，自己觉得没什么，既然是医生就应该在病人最需要的时候出力。 记者：以前接触过这种传染性很强的病吗？有没有顾虑？
郑教授：自己就曾在医院的呼吸衰竭病房工作，接触过很多的传染病。对于非典，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好害怕的！只要自己抵抗力好，做好防护措施应该没什么问题。 记者：因为医护人员感染率高，您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感染上非典？如果染上了怎么办？ 郑教授：没想过，因为我对自己很自信。虽然我已经65岁了，而且曾得过严重的肺结核，一次的喷血量在五六百毫升，但是我一样都挺过来了。如果一旦感染上了非典，或许会产生抗体，反而增强免疫力。再说，我有信心和非典做坚决的斗争。你看我65岁了，身体还这么硬朗，心态还像年轻人。
家人对我很支持 记者：您的家人支持您的选择吗？他们有顾虑吗？ 郑教授：我的爱人和一对儿女很支持我的选择。夫人已经习惯了，从结婚那一天起，我就很少管家务，整天早出晚归，她现在很支持我的工作。儿子目前在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家公司当经理，知道我闲不下来，所以也很支持我。不过他们很担心我，常常打电话叮嘱我一定要注意安全。 记者：听说您的女儿在加拿大，她支持您吗？有没有打电话给您？ 郑教授：她也很支持我，知道我加入专家组后，经常通过电话和我保持联系。4月16日，她从加拿大回到南京，准备把外孙女带到加拿大去。回来后，也和我见面了，一再地跟我讲要小心。不过从我4月30日集中住到专家组办公以后就没和家人见过面了。听说她5月18号就要回加拿大了，很想她和可爱的外孙女。 记者：听说您本来是可以很容易移居加拿大的，但您为什么仍然选择了留在南京，并且继续奋斗在医疗战线？ 郑教授：是的，老伴和女儿都很希望我去加拿大，但我总觉得自己的一切都在南京。特别是舍不下我钟爱的医疗事业。而且我觉得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人才活得比较充实。 记者：您是南京人吗？为什么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并且如此钟爱？ 郑教授：不是南京人，我老家在苏州的太仓。选择这个职业是受同是医生的父亲的影响。从小就有当医生的梦想，所以考大学时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医学院。 我不怕死，但感到责任太大
记者：目前我们南京防治非典专家组的组成情况是什么样的？有多少人组成？ 郑教授：刚组建的时候是9个人。运作了一段时间发现会诊量太大，专家根本就忙不过来。所以，现在重新组建了八个专家组，每组都是三个人，两个临床医生，一个流行病专家。有会诊任务时，先派一个专家组去现场，如果实在确定不下来，就请市里的专家组会诊。 记者：平时会诊都做些什么工作呢？ 郑教授：我接到会诊任务时，要赶赴现场为病人检查，听听心跳，量量体温，看看病人的胸片。摸摸他们，有时候还跟病人进行一些面对面的交流。再根据病人的临床症状，讨论他们应该是隔离观察病人、疑似病例还是确诊病例。这个过程非常的严格。现在则是根据下面专家组会诊的结果再进行讨论。 记者：您觉得目前在专家组工作的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郑教授：最大的压力倒不是会不会被感染，我不怕死，但感到身上的责任太大。因为每一例病例都要我亲自拍板，所以判断的准确性非常重要。如果判断错了，可能会对病人和社会都造成一定的影响。印象最深的是，浦口某大学一位从北京回来的学生到了学校后出现发烧等症状，当时有不少人建议确定为疑似非典，但我还是经过分析判断，认为他不是。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疗措施，结果第二天，这个学生就退烧了。如果我当时不坚持，整个学校就要被封了，社会影响不说，经济损失也无可估量。 记者：如果一旦错了，那责任不就在你了吗？ 郑教授：是啊！但是，既要有责任心又要胆大果断。承担的风险最大，创造的价值也最大。
一天只睡三四小时 记者：和可疑病人面对面很危险，您是采取的什么保护措施？ 郑教授：因为是去会诊可疑的病人，所以我都是穿上层层的隔离服。 记者：你们专家组的成员一直住在金山宾馆吗？生活规律如何？ 郑教授：不是的。一开始是住在高楼门宾馆，昨天才刚刚搬到金山宾馆。生活规律完全被打乱了，住在这里就是为了24小时待命，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特别是为27中那位女学生会诊，因为是第一例学生可疑病人，大家特别谨慎，连夜做CT、血象等等，大家从晚上10点钟一直忙到第二天的凌晨5点钟左右。后来只睡了一个小时就又被通知去会诊另一个病人了。 记者：你们吃饭如何解决？平时有什么业余生活？ 郑教授：大家都在宾馆里吃饭，实行分餐制。工作的时间都不够，哪儿有业余生活啊！ 记者：您现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郑教授：睡觉！ 记者：您这么大年纪了，能吃得消吗？ 郑教授：我的身体棒着呢！我在鼓楼医院工作了40多年，从来就没有休过一个假期。所以，现在这个时期我一样能对付。
600多元电话费十几天就用完了 记者：这段忙于会诊的日子，和家人怎么联系呢？ 郑教授：通过电话联系，一般每天都要通个电话。 记者：那电话费一定很高了？ 郑教授：是的，自从加入专家组后，我的电话费是一路飚升。600多元电话费十几天就用完了。特别是从南京市4月底出现第一例疑似病例以来，我的手机几乎被记者打爆了，这一个星期的话费估计比一个月的还多。昨天南京市非典办已经给我送来了接听不收钱的小灵通，这样话费才会降下来。 （在记者采访的这段时间内，郑培德教授的手机几乎是每两分钟就响一次。）
有几个病人很危险 记者：目前南京非典病区最严重病人的情况如何？ 郑教授：目前病区里面病人的情况大部分比较稳定，但也有部分病人情况比较危险。情况最不稳定的是今天刚刚从市第一医院转入二院病区，家住长白街的那位47岁的男士，他发病非常急，昨天下午5点多开始持续高烧在38摄氏度以上，同时伴有血压不好、拉肚子、肺部有大片的阴影、血象不高等明显的疑似症状。但是这位患者没有去过疫区，也没有和非典病人接触的历史，所以只能是疑似。目前呼吸基本停止了，只能上呼吸机。据说这个病人还是个酒鬼，喝了30年的酒，发病前两天还喝醉过。 记者：不是有谣言说喝酒和抽烟的人不会被感染“非典”吗？ 郑教授：这只是一种谣传，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目前已经出现喝酒和抽烟的人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疑似患者了。 南京首例疑似病例已出院 记者：还有哪些病人比较严重呢？听说第一例非典疑似病例已经出院了，是吗？ 郑教授：江宁那位被确诊的第一例非典病人、的姐和27中的那位女生比较重一些。第一例非典疑似病人金国华已经在今天早上出院了，可以说是排除疑似了。 记者：从金国华的这个例子，您能谈谈临床观察病人、疑似病人和确诊病人的区别吗？判断他们是否有时间的限制？ 郑教授：这是严格按照卫生部和江苏省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标准严格执行的。根据规定，判断是哪一种病人要根据病人是否出现了发烧，血象报告、肺部的胸片有无问题，是否有流行病学史等来判断。如果有了其中两项就要隔离观察，当然观察是不能无限制的，一般3天的时间，观察体温、血象、胸片等没什么异常就该放人。但目前许多医院怕担责任不敢放人，非要等专家会诊了才能放人。而非典疑似病例如果七天不发烧，胸片也没异常就可以出院了。当然还要回家再自行隔离观察一周。而疑似病例要成为确诊非典病例，则要经过10天的时间。如果10天后抽血化验，发现体内仍然有病毒的抗体，就可以确诊了。目前南京的病人都还没有到10天的时间。 记者：市民和康复的非典疑似病人多长时间才能接触？ 郑教授：普通市民可以在其发病的21天后和其接触。 记者：目前南京有多少可疑，正在临床观察的病人？ 郑教授：具体数字我们还没有统计过，不过南京市区的十几家设有隔离病房的医院的病床都基本住满了。
患者病毒浓度高传染性就强
记者：有人把江宁的那位确诊患者称为“毒王”，是因为他传染的人多，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非典”患者有些人传染性就特别强呢？有人说病情重的“毒王”传染性就大，这个说法准确吗？ 郑教授：应该说，有些患者身上的病毒浓度高，容易传染，像广东就有一位患者传染了20多人。另外，只能说病情重的人传染性比病情轻的人相对来说传染性大。总之，发病期间传染性就大，潜伏期的传染性就比较小。 记者：病毒是不是也会随着传播的延续而逐渐减弱呢？ 郑教授：是的，病毒会一代比一代弱。 记者：被病情重的人传染，病情是否也会很重？病情轻的传染是否也会很轻？ 郑教授：不是的。同一种病毒传给不同的人，被传染的人的病情也不一样，要看各人的免疫力。比如说，江宁的那位确诊的患者，他的14个工友中有5个人有了症状，其中有两个人发烧都在38摄氏度以上，而另三个人烧很快就退了。同样，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女友，应该说接触更密切，病情应该更重，实际上不是这样。 南京仍有局部爆发的可能 记者：您作为南京非典防治专家组的组长，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南京目前面临的现状，以及未来的趋势？ 郑教授：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病程主要分为：感染期、潜伏期、发病期和流行期。从5月1日开始的近15天内，南京一直处于发病期，仍有局部爆发的可能。但如果控制得好，不会大面积的流行。 记者：您觉得南京在防治非典方面和广东、北京比有什么优势？ 郑教授：和广东、北京比，我们能做到早发现和早治疗。目前政府在思想上是高度重视，出台的措施还比较扎实。 记者：这样的措施如果采取得更早一点，是否会避免现在这样的状况？ 郑教授：当初，我们对北京、广东的疫情形势估计不够。应该说现在的措施还是不错的。南京是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又是交通枢纽，出现病人是正常的，不出现才是不正常的。 政府决策要多听取专家意见
记者：您认为南京目前防治工作还有哪些不足？ 郑教授：我认为目前民工集体体检不可取。不应该把从疫区回来的民工一起集中到某个医院去集体体检，再集体隔离，这样会造成交叉感染。而应该是分散加强管理，每天给他们测量体温，严密地监控。 记者：目前，南京还有哪些工作还要继续加强和完善？ 郑教授：在战术上要重视它，在战略上要藐视它。战胜非典必须要用科学的态度，因此政府要多听取专家的意见，不要太干涉专家组的工作，做决策要充分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记者：您觉得目前在治疗方面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郑教授：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特别是没有一个特异性的快速的诊断方法来及时准确地发现病人。 记者：那在防治的费用和设备上还有什么困难？ 郑教授：目前来讲，应该说还没什么大的问题，政府非常重视，在防治方面都是要什么就有什么。
要特别加强易感人群的防治 记者：您作为专家能不能给市民一些中肯的建议，特别是对思想包袱重的市民，和被隔离的市民？ 郑教授：市民首先要加强防范，注意个人卫生，加强营养，加强锻炼，增强免疫力。特别是易感人群更要加强防范。其次，要了解SARS并不可怕，目前根据研究只有10％的SARS病人是重病人，而且重病人再重也有很多人已经康复了。全国目前只有两百多人死于该病，甚至还没有一场流感导致的死亡率高，市民根本无需惊慌，更不要谈非色变，最后导致有些人根本不是被SARS杀死，而是被SARS吓死。江宁一位老先生就因为儿子从广东回来，不让进家门，着急太过了。被隔离的市民更应该调整好心态，权当在家带薪休假，在家看看电视看看书，单位还发工资，何乐而不为呢？ 记者：您指的易感人群是指哪些呢？ 郑教授：就是流动性大的比如说民工、有可能接触过病人的、免疫力低下的、体质弱的。 记者：易感人群与年龄有关系吗？ 郑教授：应该说没太大的关系。广东一开始老年人多，后来中青年多。而江苏这两天一下子冒出了4例儿童感染的疑似病例，甚至还有婴儿。这主要还是看个人的免疫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