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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闪回
4月20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SARS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会议开始时,敏感的记者们发现,原定出席发布会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临时换成了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记者们意识到:变化发生了。
不出人们所料,在这次会上,高强介绍,北京共确诊SARS病例339例,有疑似病例402人——而仅仅在5天前,官方披露的北京SARS确诊病例只有37例.
高强还承认:“由于有关郜门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
同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衣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第二天,中国卫生部决定,每日公布各省市SARS疫情,包括确诊病例、疑似病例。4月27日,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更表示,将公布隔离区域和观察人数。中国政府围绕着SARS问题的信息披露日益透明。
一封署名信
促成如此重大变化的,有一人不能不提——北京301医院(中国解放军总医院)老军医蒋彦永。
4月8日,蒋彦永发表署名信。信中称,仅他知道309一家医院,就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已有6人死亡——而就在他写信的时候(4月3日),北京公布的数字只有12例SARS,死亡3例——因此,蒋彦永直斥有人“说假话”。
蒋彦永的信引起广泛关注。有关方面调查之后认为,北京的非典病例远远超过公布的数字。
此时,蒋彦永医生还隐藏在媒体的背后,并不为更多的人知晓。
事实上,这位因“署名信”而蒙上一层神秘色彩的老军医,是一位在业界颇具声望的外科专家。他曾任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主任,中华外科学会北京分会委员。全军肿瘤专业组副组长等。蒋彦永擅长于消化道肿瘤、腹膜后肿瘤的治疗,曾发表过40多篇论文及多部著作。他的医德也广受赞誉。早在1991年,北京的一份对外刊物≤北京周末》,就对他作过报道,称他为“诚实的医生”。
今年72岁的蒋彦永.据称在少年时期,因为目睹姨妈患肺结核病逝,决心以医生为职业。1949年他作为医学预科学生考进燕京大学,1952年又进入协和医科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进入301医院工作。在工作中,以医术精湛和对病人充满爱心而闻名。10多年前退休后,被返聘为专家组成员。
4月11日、4月22日,记者在301医院干休所的一栋高楼里两度拜访了蒋彦永。他瘦高个子,声音洪亮,虽然巳年逾古稀,依然精神矍铄。他向记者确认,那封被媒体广为转载的“署名信”,的确出自他之手。
对蒋彦永来说,写下这封信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今年3月份,作为医院专家组成员,他就知道有一位来自山西的老人来301医院看病,当时他的病情相当重,因疑为SARS,转到302传染病院。当时302医院也没有经验,在诊治过程中有近10位医生护士受感染。那位老人与其夫人在短期内相继病故。
中国SARS疫情报告得以透明化,或许并非蒋彦永一人之力,但他的信确实是披露事实的关键之一。
记者问起他写信的原因,他说:“我觉得医生不说真话.死人要多,国家要吃亏。”
(楼夷)
评老军医蒋彦永——让我们有勇气面对诚实
蒋彦永,一个将被永远赞美的名字。
他是诚实的医生。他是勇敢的公民。
面对诚实需要勇气,需要打开良知,需要睁开眼睛,还需要张开嘴巴,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蒋彦永医生跨出了这一步,做一件被他认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向世人讲出了真话。他的真话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他的真话推动了一个民族直面灾难。
一双诚实的眼睛足以让无数的人感到羞愧。蒋医生的真话击中了一些人的怯懦和虚伪,因此他们并不希望他被人提起,限制他接受媒体采访,致使他的名字没有得到应有的传诵和敬意。
然而诚实不容被忽略。诚实不仅是医者之道,而且是一个国家号召公民共渡难关的基础,是一个民族持续向上生长的希望,是整个人类赖以沟通往来和生存繁衍的品质。
让人想鲁迅的话: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让人想起两年前湖北省监利县的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总理写信直言“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信写好后搁置数日,直到作好各种准备才予寄发,这就是诚实的勇气。
让人想起美国《时代》周刊去年将三位“告密者”评选为风云人物,称赞他们“基于专业理念和敢冒个人风险揭发弊端,让大家了解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国价值和美国勇气”。蒋医生的行为证明,这乃是人类的价值和人类的勇气。
这样的价值,这样的勇气,不容被忽略,更不容被抹杀。
蒋医生寄希望于新闻媒体,希望新闻媒体“也能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负责,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和SARS斗争的行列中来”。
但并不是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有勇气面对一个人的诚实,《财经》杂志是其中的佼佼者,它在国内率先报道了这样一位诚实的医生,称赞他在SARS疫战中“功不可没”。作为同行,我要向《财经》杂志表达我的敬意。我要向所有诚实的中国人尤其是有勇气面对诚实的中国人表达我的敬意。(长平)
老军医生活一切如常
这几天,蒋彦永家教授家的电话铃声不断。不断接到海内外亲友、学生、病人和记者的电话,关切他的状况。
蒋教授平静地说,“我没有受到任何压力,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生活一切如常”。“早晨七点起床,然后骑着自行车到医院转转,买点菜,回来在家里上上网,看看书,除了每星期一要参加医院科里的病房查房,平时的日子一直就是这样过的。”
现在依然带着两名博士生的蒋教授,退休后的生活依然很充实,经常被邀请去参加一些会诊,做一些疑难手术。他说:“我的本事是病人给的,应该把学到的本领更好地运用于病人,竭尽全力为更多的病人解除痛苦,这也体现了母校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精神。”
今年七十二岁的蒋彦永一九四九年考进燕京大学医预系,一九五二年又进入协和医学院学习,一九五七年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工作,退休前曾是解放军总医院的外科主任、中华外科学会北京分会委员、全国肿瘤学会全军肿瘤专业组副组长。他擅长于消化道肿瘤、腹膜后肿瘤的治疗,他主持的普通外科曾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收治腹膜后巨型肿瘤近八十例,有三十四例为疑难病例,现已收治四百多例,曾成功地切除二十八公斤的腹膜后肿瘤,手术成功率居世界领先水平。他先后发表过《原发性腹膜后肿瘤的外科处理》等四十多篇论文,﹐出版了《胃肠病学手术》、《普外手术并发病与局部解剖关系》等著作。
蒋教授的病人遍及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一九九九年三月,一位患阑尾黏液腺癌的七十八岁美国老太太,专程来到北京找到蒋大夫,经他治疗解除病痛。这位曾在美国做过三次手术未能解除病痛的老人,为感谢他,特意穿上中国旗袍拍了一张生日照,寄给蒋教授。
出身望族世家的蒋彦永,祖籍杭州,祖父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办人,父亲是银行家。他的堂兄蒋彦士是国民党要员,曾任蒋经国和李登辉的“总统府”秘书长。一九九五年,他携夫人去台湾参加蒋彦士的生日聚会,得到了一张珍贵的家族全家福照片。照片是一九三四年曾祖父九十岁寿诞全家五代七十六口在莫干山顶的合影,当时坐在母亲膝上的蒋彦永只有三岁。
或许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了冲击:“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被造反派关押在医院的楼顶长达两年。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又被押送到青海的军马场劳改,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才回到北京,重新拿起了手术刀。
今年三月,北京发现非典疫情后,他很着急,直到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后才松了一口气,他现在认为,目前的防治工作是非常到位的。老人非常关注有关防治非典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将这些资料制成录象,送给科里的医护人员。蒋教授的儿女都不在身边住,一百六十平方米的大房子,只有他和老伴与孙子住。远在美国工作的女儿每天都会打电话问候他。闲时,他会跟上中学的孙子在电脑上玩玩游戏。夫人是他的大学同学,退休前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曾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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