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卫生成为热点的时刻，更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李立明委员提出几个“注意”：在增加公卫建设硬件建设的同时，要注意加强软件建设；在加强机构人员建设同时，要注意体系机制建设；在加强一次性经费投入同时，要注意常规运转经费投入；在加强卫生系统建设同时，要注意社会不同部门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的支持。

   公卫建设要保持冷静头脑　　

　　SARS危机之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的一个深切感受是，各级政府对于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支持。他提醒说，当前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存在着一个协调发展的问题。

　　公共卫生自身发展要协调

    李立明委员认为，公共卫生的完整定义涵盖三个层面：疾病预防控制、健康保护和健康促进。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伤害是第一层面——疾病预防控制的主要内容。第二层面是健康保护，包括食品安全、职业安全、环境安全、妇幼保健等。第三层面是健康促进，即创造和维护促进人群健康的环境和条件。这一层面的工作单靠卫生部门一家不能完成，要靠全社会多个系统、多种政策的协同努力。

　　近年我国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投入可谓巨大。

　　对此，李立明在提出几个“注意”后又强调，针对软件建设，我国现行公卫应急体系存在许多缺陷，突出地表现为专业技术人才的奇缺，缺乏处理重大传染病疫情和重大突发中毒事件的专业队伍，缺乏现场流行病学专业人员。而且，作为应对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体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才准入标准有其特殊性，不同于一般。

　　谈到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建设，李立明委员说，SARS过后有些省把省CDC升格为副厅局单位，而应急机制的建立远非一次升格所能解决。针对经费投入，李立明委员特别指出，传染病的发生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应急所用必须要与常规工作相结合，能够做到战时与平时两用。

　　公共卫生建设要协调发展

    站在宏观公共卫生事业的角度谈协调发展，李立明委员认为，当前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还要特别关注城乡的协调发展，地区间的协调发展，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之间的协调发展，公共卫生体系内部各学科之间的协调发展，医疗与预防的协调发展，公共卫生科研与现场防制工作的协调发展。

　　李立明委员说，目前农村的公共卫生建设仍显缓慢，但卫生防病防疫的重点在农村，薄弱之处在农村。从地域上看，中西部地区的公共卫生建设较东部明显薄弱。因此，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在政策上一定要向农村倾斜，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李立明委员特别指出，公共卫生的工作重点和预防策略措施实现的平台在基层，所以政府应该加大对基层疾病控制机构的建设。

　　李立明委员说，SARS一战暴露出医院感染的危险性，而医院内感染管理主要由感染科和防保科负责，但这支队伍在医院里是最弱的，同时又没有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形成纵向的管理。他建议，应该把医院内的感染科、防保科力量整合在一起，作为同级疾控机构的派出机构，将其工作作为疾控机构职能的延伸。

　　构建公卫体系要“养事不养人”　

　　怎样构建公共卫生体系，管晓虹代表认为最好是“养事不养人”，对有些领域必须坚持长期投入。

　　管晓虹代表建议，将有限财力和公共卫生资源投入到对传染病、地方病、妇幼疾病等带有明显公益性的基层防保体系建设上。加快卫生体制改革步伐，“抓住防保一头，放开医疗一片”，把主要精力放在基层防保体系的建设上。

　　加大对基层防保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建议省和各市政府建立基层防保体系建设的专项资金，重点扶持贫困地区，把基层防保体系建设所需资金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确保资金到位。

　　建议建立“医疗、防保分设”的防保体系。各地要建立起从县（区）、乡镇到村的基层防保网络，其职责就是为居民提供基本预防保健，不应有营利性的医疗行为。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加强防保人员的职业资格管理，定期进行培训与考核，实施评价的全过程管理。

　　“市场之手”不能指挥公卫　　

　　卫小春代表认为，完全用市场经济来“运作”公共卫生，就忽视了公共卫生的特殊性。各级政府长期受计划经济影响，总喜欢把资金投入到能带来效益的具体项目中，认为公共卫生是“纯花钱的主儿”，对卫生、教育、环保、国防等基础设施长期投入不足。现在党和国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不再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经济规模，而是强调社会方方面面协调发展，这个观念非常好，具体到卫生事业，各级政府如果不把纳税人的钱拿来办公益事业，这就是与科学发展观相背离的。

　　国家要就政府对公共卫生投入问题立法，否则地方政府操作起来就有很大的随意性。如果现在财政上还不加大公卫投入，再遇到SARS这类的“特殊情况”肯定还是措手不及。总之，公共卫生不能推给“市场之手”指挥。

　　卫小春说他这次带来两个议案：《加大公共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传染病防治法的修订建议》。简单地说就是两句话：加大对既有的公共卫生的投入，合理安排财政支出。